「五四運動」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當時為的是「救亡」和「啟蒙」，而今天，我們卻還停留在「五四運動」年代所謂「科學」就是「啟蒙」的思維，忽視了引進學習不是「啟蒙」，真正的「啟蒙」要由文化內裡的再反省產生……
回顧五四發生的背景
現在大家都知道那個場景。1919年民國肇立第八年的5月4日，北京發生了一場對近代中國影響深遠的事件；為了抗議巴黎和會中山東利益的再被出賣，北京的學生走上街頭，後來到趙家樓胡同的曹汝霖宅翻牆而入，把走避不及的駐日公使章宗祥打得頭破血流。當時遊行示威學生帶頭者中，有後來做了台大校長的傅斯年。
但是九十年前北京的那個場景，卻是以中國近代更長遠的一個歷史作背景。以天朝大國自居的中國，有清一代仍有帝國氣勢，在1840年鴉片戰敗以前，對於在歐洲萌發大起的近代科學，還有蠻方夷技的鄙視和抗拒，清朝大學士楊光先的「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是一代表，十八世紀末英皇特使馬歇爾尼來謁乾隆碰到的挫折和屈辱，則是另一有名的例子。
1840年之後，中國領略到在「船堅砲利」的表象之後，是近代科學實徵致用的富國強兵之效。戰敗的清朝，乃有自強運動的師夷長技，但到1895年仍敗於「明治維新」有成的日本，造成文化中普遍瀰漫的悲觀氣氛，後來有銳意革新的制度變異，由廢科舉設新式學堂，最後到改革國家體制的革命運動，也就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了。
因此，民國8年「五四運動」的心理背景，是近代中國面對西方國家力量侵凌的挫折和屈辱。回顧「五四運動」時代的文化氣氛，不難看出在當時知識文化銳意革新的背後，一種對傳統文化的深刻自卑和失望，「全盤西化」和「文化劣化」的思想，雖不是主流，亦蔚為一時流行風潮。
「五四運動」當時提出了「救亡」與「啟蒙」的訴求。「救亡」是要起國家於半殖民地的將傾之境，而「啟蒙」則無非希冀以西方近世思潮，啟傳統文化思想之蒙昧也。爾後幾十年的發展，如果以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看法，「中國在1920年間，面臨的還是一個類似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局面，那時南北有廣州和北京兩個政府，而到1990年則已經相似於隋唐之勃興，過去花了（西方）三百多年動亂做背景，在二十世紀中只七十年便度過此一難關，而且中國歷史現在已與西洋文化匯合。」
歐陸文化並未對近代科學臣服崇拜
「五四運動」過後的四十年，有另外的一個場景。1959年5月7日下午的五點鐘，英國劍橋大學的大講堂，學物理科學出身的史諾（C.P.Snow），在該一年度的「瑞德講座」上，以「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的演講，奠定了他在英國社會文化發展上的一個代表地位。到今天，史諾和「兩種文化」已經成為一整個學術體系的中心議題。
史諾發表這樣的一個演講，是在牛頓發表他奠定近代科學之父地位的「自然宇宙的數學原理」之後的近三百年，其所反映的，是英國強大的古典人文傳統，當時依然是社會主流思潮的一個事實。學科學出身的史諾，其家族社會階級的上升遞嬗，也是拜科學發展而來的工業革命之賜。史諾會提出如此一個演講，來自他在學院世界以及英國社會上廣泛接觸的經驗。他的演講，正是因於近代科學當時還受到英國社會人文傳統壓制而來的一個反擊。
1960年代，承繼五四餘緒的中國文化知識界，無論是信仰國家主義的右翼分子，或是認同社會主義的左翼陣線，無一例外的是以擁抱所謂科學的「理性」「客觀」，來標誌一個「進步」的象徵意義。對於英國史諾演講引起的「兩種文化」的辯論，只視之為「科學」與「人文」的對立戰爭，並沒有省視到一個更深層的事實，那就是在一般認為近代科學啟蒙地的英國，其實對科學有一種貶抑，不但十九世紀將科學教育汙名化為職業訓練，甚至到二十世紀，在某個層面，應用科學還被視之為較為劣等的學科。也正是因為這道理，到1959年史諾才要大聲疾呼，並以抨擊他所認為社會帶來負面影響的「文學知識分子」，來替科學爭取平等地位。
史諾演講的歷史背景，是近代科學在歐陸的那個文化中，雖成就其社會階級的更迭和財富的累進，但是與歐陸古典人文傳統，卻一直有著依違和辯論，此一過程，不但外顯出歐陸那個文化雖是創生近代科學的源頭，卻並沒有無條件認定近代科學的絕對價值。也就是說，並沒有對近代科學的臣服與崇拜。此與我人文化自「五四運動」以降，幾乎視科學為唯一進步思維，形成鮮明對比。
「跳不動的青蛙」說明近代實驗科學的局限
另外一個場景，是相對來說較為個人的經驗。1997年八月，在南京一場為紀念二十世紀頂尖實驗物理學家吳健雄女士的研討會上，得到諾貝爾物理獎的德國科學家穆斯堡爾（Rudolf Ludwig Mssbauer），提出一個科學哲學中有趣的例子，來點破一般對科學實證與客觀真理的片面認定。
穆斯堡爾的例子可以稱之為「跳不動的青蛙」。這例子是說，如果用一隻青蛙來做實驗，先用一個聲響來驚嚇這隻青蛙，青蛙受到驚嚇會向前跳動；然後切斷這隻青蛙的一條後腿，再用聲響驚嚇牠，青蛙就跳得較近；如果再切掉這隻青蛙的另一條後腿，然後用聲響再來驚嚇青蛙，青蛙就不會跳動。穆斯堡爾說，這個實驗可以得到一個科學的解釋，那就是如果將青蛙的後腿切除，青蛙就聾了。
當然，任何一個對科學實驗精神有所瞭解的人，立刻要指出來，這個例子有著明顯的瑕疵，只要在實驗中將因果控制條件做些改變，便可以改變原先那個科學解釋。這正是一般常說的，科學有一種不斷自我更正的作用。
但是，這個例子瑕疵的明顯易見，主要因為其因果關係的直接明顯，或者說其穿透的層次較少，如果以當今主要科學研究領域，譬如物質科學的量子現象，或者是生命科學的基因作用，都是細緻幽微，遠離直觀經驗，完全是靠根植於先置概念設計之儀器訊號來做判準，在這些科學實驗中，如「跳不動的青蛙」之類合理因果推斷，卻導致謬誤解釋的科學理論，便可能要層出不窮。
穆斯堡爾的這個例子，並非他所發明，是科學哲學中的一個好例子，反映出的正是近代科學由實驗因果關聯來建立理論解釋的成功和局限性。穆斯堡爾會提出如此一個挑戰實證因果的例子，則與他自己的經驗有密切的關係。
1956年穆斯堡爾還是一個博士研究生，提出觀察到了後來以他名字為名的「穆斯堡爾效應」，起初因為他初出茅廬，幾乎沒有人相信，但是後來一旦這個效應得到實驗證實，又立刻形成爭相投入的熱潮。這個經驗，特別使穆斯堡爾深刻體會到，所謂的科學實證，其實強烈受到人類主觀概念認定的主導。
研究實證科學的思維都會指出來，實證科學的兩個判準，是可重複性（Repeat）和可再製性（Reproduce），而這兩個特性，在「跳不動的青蛙」的例子中，都完全的符合。
因此，近代實證科學其實不該如某些籠統界定的是「建基於堅實證據上的可驗證客觀知識真理」，近代實驗科學並沒有那麼高的價值，近代實驗科學只是滿足了「自圓其說」以及「運作有效」兩個條件的一套解釋和操作物質宇宙和生命現象的思維知識體系。
其實回顧二十世紀二○年代量子力學發展歷史的許多辯論，比較顯著的如對於量子力學實證實驗結果與理論矛盾的爭論，或是愛因斯坦對於量子力學的不滿意（或不相信），以及他與大科學家波爾之間的辯論。在那些爭論以後，大家認清量子力學的實證和理論瑕疵，而導致對量子力學的重新界定，認定其僅為：
（1）觀測證據充分，包括：有預言實驗結果的能力，
（2）沒有內在矛盾，可以自圓其說。
因此，近代科學其實是因著其實證的內在邏輯合理和外在運作的可靠，也就是所謂「自圓其說」和「運作有效」，才成就了其在應用技術方面的成功，也才造就近代科學在人類文明中的巨大影響力和主流地位。
討論近代科學成功的文獻很多，清楚說明近代科學成功核心的，莫如1963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威格勒（E. Wigner）在他〈科學的限度〉（The Limits of Science）文章中的話。他說，「近代科學的成功不是來自知識理論的正確性，而是來自其可以發揮的巨大應用效力。」一言以蔽之，如果沒有這種巨大的致用效果，近代科學只會是學術論辯會場中，一個辯無對手的哲思理論，猶如希臘傳統的哲思，卻不會成就今天的這樣一個人類思想主流地位。
近代科學繼續向前演進，其中知識固有擴張，但是這些基於簡近因果關係，以及在較小邊界條件中實證操作而得的知識，在面對極細微物質和超巨大宇宙兩個極端，以及面對繁衍複雜的生命現象，都日益顯現出愈來愈多局部解釋合理但整體意義失焦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只已造成某種知識運作的失效，更深刻顯現出一種基本哲學思維的褊狹。這些問題在創生近代科學母文化的歐美社會之主流學院中，其實也已有諸多的辯論。
近代科學未必是面對宇宙的終極思維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曾經說：「在漫長的一生中，我曾學到一件事，就是：我們所有的科學，如與現實相較量，都是原始的，幼稚的，然而在我們擁有的一切中，卻是最珍貴的。」愛因斯坦的話，一方面顯現出近代科學的可貴，另方面也清楚的說明，他認為近代科學與一個完善的理解宇宙思維，相去甚遠。這不但標示出近代科學面對宇宙思維的有時而窮，也可以意識到近代科學未必是人類面對宇宙的唯一終極思維。
面對近代科學的實證成效和巨大影響，我人有的是一個由藐視、抗拒到屈辱、受壓迫而接受的歷程，造成一種或是全面臣服，或是將近代科學過度理想典範化的心理，顯現出在面對近代科學所揭櫫宇宙物質和生命現象思維和評價的全面棄守，喪失了因於不同文化而可能有的創新思維挑戰。因為在這一套以「相近因果」，以及「局限邊界條件」所建構起來的實證規範之外，我人文化內在的一些宇宙生命思維，就某一種層次而論，其實是可以帶來新的視野，形成一個全新的文化創造契機。
當下正是一個新思維萌生的歷史時刻
我們借用兩個由吾人文化出發創造文化新視野的藝術家作為例子。一個例子是在現代芭蕾舞走出新境界的雲門舞集。林懷民由學自紐約的近代芭蕾舞的風格和技巧，走出以我人文化為內涵的舞蹈創作，如《水月》《紅樓夢》《行草》，也造就他在世界舞蹈創作上開創新境的地位。
另外一個是近年在西方作曲界享譽盛名的中國作曲家譚盾，他曾經說，「西方的交響樂已經彈盡援絕，他們需要東方的哲學，東方文化來填充。中國藝術家如果想在西方打出一片天地，不是把貝多芬奏得更好，不是把巴哈奏得更好，而是需要用我們自己的方法去尋找一些新的思想。」
藝術和科學是有不同，他們在表現方法，客觀條件限制方面都有差異，不過卻都是人類面對客觀世界，一種再創造的產物，在這其間也都有不同文化傳統主觀價值的選擇空間。
吾人文化不是創生近代科學的母文化，面對我們長久對近代科學的單一認定，觀察近代科學母文化中，內部源源不息的反思辯論，加以近代科學本身知識發展的困境，及其所造就近代世界面臨的多元危殆景象，當下正是一個新思維萌生的歷史時刻。
受到近代歷史的影響，我人在政治經濟方面都曾經歷強權殖民，現今雖政經殖民不復，但因近世西學影響，文化思想的殖民影響，仍未能免。這一方面是西方近代學術文化的強勢，一方面則肇因於我人本身學術體質以及對自身文化信心的問題，嚴重影響文化自主創造力量的開展。
就科學方面而言，近代歷史的一個啟蒙運動，正是開頭所說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當時為的是「救亡」和「啟蒙」，而今天，我們卻還停留在「五四運動」年代所謂「科學」就是「啟蒙」的思維，忽視了引進學習不是「啟蒙」，真正的「啟蒙」要由文化內裡的再反省產生。
啟蒙問題的不可迴避，在於它的影響，恐怕還不僅止於科學和文化創造力的困境一端，更嚴重的，是造成一代或者好幾代學術文化的失根現象，以及整個社會發展左支右絀的精神虛空現象。
再過十年，就是「五四運動」的一百周年，「五四」未竟的「思想啟蒙」，猶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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