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莞工作的大哥日前傳來一則在大陸網站上流行的笑話：
某山東籍國文老師，用山東腔普通話為學生朗讀一首陸遊的詩，要學生聽寫: 《臥春》「暗梅幽聞花，臥枝傷恨底，遙聞臥似水，易透達春綠。岸似綠，岸似透綠，岸似透黛綠。」有一學生聽寫為:《我蠢》「俺沒有文化，我智商很低，要問我是誰，一頭大蠢驢。俺是驢，俺是頭驢，俺是頭呆驢。」 老師一看，暈了！
好笑之餘，這則笑話也引起了我對詩歌語言的一番思考。由於我們多數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經習而不察地將語言當成單純的實用工具，因而忘記了人類的語言原先有兩種機能：理性的意義機能和感性的情緒機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如同理性的「走路」，只要成功地傳達意義就算到達目的地，語言本身即可功成身退。然而詩歌的語言卻如感性的「舞蹈」，是以傳達情緒為目的。由於傳達過程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具有不會消失的「可重覆性」──此即詩歌的本質，也是一切藝術的本質。因此古今中外的詩人們絞盡腦汁把語言壓縮、切割、重組，就是為了植藏再閱讀時的瞬間爆發力，釋放語言巨大的潛能。閱讀詩歌能夠喚起我們對過去經驗的回憶、對他人經驗的感同身受，並刺激我們想像未來經驗的可能性－－使我們的意識更深沉、知覺更敏銳，因而更加感動於生命中悲欣交集的美。
詩歌是一種語言的藝術，恰如音樂是聲音的藝術，繪畫是色彩和線條的藝術。然而音樂和繪畫的素材(聲音和顏料)本身不具任何意義，詩歌的素材(語言)則不然。因為詩歌的感性並非源自聲音──與真正的音樂相比，詩歌的音樂性是微乎其微的。詩歌之美主要來自豐富的視覺想象，亦即意象或心象──因為視覺世界遠比聽覺世界更為豐富寬廣。所以法國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 1821－1867）說：「即使沒有音韻，單單是內心的、抒情的感動，夢般的波蕩，意識的飛躍應和，而產生的陰柔與陽剛，即可構成詩。」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也說：「詩與散文之區別在於他們以不同的方式被�讀：讀時訴諸理性的是散文，訴諸想像的就是詩。」
由於詩歌的音韻和節奏只是心象的催化劑──雖然也很重要，但不是主角。所以陸游的「暗梅幽聞花」是詩：但完全同音同韻的「俺沒有文化」就不是詩了。以《草葉集》（Leaves of Grass）聞名的美國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也堅決認為詩歌的主要目的是表達思想和感情的美，而不是文字和形式的美。《草葉集》中的詩歌既無押韻也無規則的重音和節奏，長短不一非常接近自由的口語，但依然充滿了情緒的感染力。由《草葉集》的《蘆笛篇》(Calamus) 中這首短詩＜那酷似我的影子＞(That Shadow, My Likeness)為例，看看我們是否依然能從其中感覺到惠特曼的詩意心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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