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謝雪紅。她在上海組織台共，回台後參與農民組合青年訓練，吸收農組重要幹部加入台共。228的時候是一個重要領袖，但在228之後即流亡大陸，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228之後台灣島內的反抗史，便無法參與。 李應章，參加籌組文化協會，在二林首度帶領農民運動，史稱「二林事件」，但後來他因為日本警察追捕，逃亡大陸，改名李偉光行醫，參加中共，扮演了支援台灣反抗運動流亡者的角色，而未在台灣直接參與反抗運動。
文化協會的林獻堂，參與文化協會創建，文協分裂後，便沉寂下來。另外如張志忠，參與農民組合，流亡大陸，光復後歸來，成為地下黨，但他也未曾從頭到尾參與全程的反抗運動。此外還有許多人都曾參與過反抗運動，但大體沒有全程參與。
唯一的例外是簡吉。他全程參與，而且扮演最重要的領導核心角色，這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簡吉卻正是這樣，用他的生命史，見證了台灣反抗運動史的「全過程」。從素樸的農民運動，到左翼反抗運動，到共產主義運動，到光復後的接收與228事件，到「紅色革命」的地下黨與白色恐怖時期，整個台灣群眾運動史，可以用他的生命來加以貫穿。
閱讀簡吉，等於補上了台灣反抗運動史最重要的一課。這樣的生命，如果未被正視，是台灣史多大的損失啊！
台灣社會主義運動與228的「定性」
閱讀簡吉，我們可以發現某一些歷史論斷，有必要加以重新檢視。
首先，是有關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問題。過去國民黨解釋光復後的台灣反抗運動是受到中共的影響。但簡吉的歷史證明，它有更深遠的歷史，它是從日據時代的農民運動就開始了。對1920年代的台灣農民而言，壓迫者是日本帝國主義，而當時唯一有反抗論述，並同情台灣農民的，是日本勞農黨，這是日本的左翼團體，而在理論上，提供支援的是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謝雪紅的回台則提供了更直接的協助。在日本殖民帝國的強大壓迫下，台灣農民組合思想之左傾，其實是尋找廣大農民的出路，而不僅是理論問題。回到當時時空，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事。
其次，是228的「定性」。在民進黨和台獨的論述裡，228被描述成只有台灣人的悲情與外來政權的鎮壓。彷彿台灣人的反抗意志如此薄弱，一遇鎮壓就全面瓦解，煙消雲散了。然而，從簡吉的歷史，我們卻發現事實並非如此，而是有一個地下的反抗運動，在228之後迅速展開，它是沿著日據時代農民組合這個系統，像番薯藤一樣，在地下生長的。它的背後還有中共地下黨的組織運作。如果說，它只是外來政權的鎮壓，就難以解釋228之後全面地下化的反抗運動，以及中共地下黨的關聯。更明確的說，228鎮壓的結束，只是另一個地下反抗的開始。它讓台灣的反抗運動全面捲入國共內戰的大環境裡，成為其中的一環。228與國共內戰的關係，由此得到印證。
第三，有關台灣在228的武裝反抗，過去的記載中有「民主聯軍」和「自治聯軍」。「民主聯軍」由謝雪紅所領導的二七部隊所改組，由於有不少人流亡大陸，留下較多的歷史證言。但「自治聯軍」的歷史，則因為當事人大部分遭到槍決，陳纂地則因為被看管而隱居起來行醫，真相未明，只知是由張志忠所領導，還曾有計畫在小梅建立武裝基地，長期抗戰。後來的有些嘉義的口述歷史，雖然曾訪問過許多嘉義人士，但人言言殊，真實情況成謎。然而，透過國家檔案局剛剛解密的檔案，審視名單，再找了解當時情況的政治犯陳明忠先生討論，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輪廓。簡吉當時正是「自治聯軍」的政委。這也是首度有關「自治聯軍」的描述。
第四，台灣自日據時期以來的反抗運動，有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協會，以及農民階級所形成的農民組合，這二者本是相輔相成的大歷史，只可惜歷來所留存文件，知識分子有文字寫作，留下較多記載，反而群眾規模最大的農民運動，留存的文字相當少。尤其是它的左翼色彩，更成為戒嚴時代的禁忌。現在重新整理，我們才真正看清台灣反抗運動的本質。而從簡吉的生命史，我們終於知道這一個反抗運動的潮流，不是結束於日據時代，而是白色恐怖。但農民組合與反抗運動所存活下來的「老同學」（白色恐怖時期老政治犯的暱稱），在出獄後，還互相幫助，照顧彼此的生活（如李天生），而只要生活還過得去，就一定出錢出力，或明或暗的贊助反對運動。這一點經歷過黨外時代的人都應該清楚。只是他們一直因為身分的敏感，隱身幕後，而不為外界所知。這是台灣反抗運動的一條血脈，源遠流長。
革命者的浪漫主義精神
寫作簡吉的故事，啟始於2004年遠流王榮文先生邀約，請我寫一篇報導簡明仁先生如何「尋找左派的爸爸」的故事。當時我還暗笑著：是不是因為他認為我是左派，所以特別找上我呢？原本因為報館工作忙於大選新聞而想放棄，然而轉念一想，1984年寫碩士論文《日據時期台灣話劇運動研究》的時候，獨自一人在幽暗的圖書館的灰塵與故紙堆中，翻查《台灣民報》，當時研究台灣史仍有諸多禁忌，研究者還很少，那種寂寞與荒涼，難以言喻；而簡明仁先生卻是在這樣的環境裡，一紙一頁的尋找自己逝去的父親的行跡，那是何等孤單的一個孩子啊。我於是答應了。
原本以為只是寫一篇報導，幫上忙就好了。然而隨著把「台灣社會運動史」的各種線索慢慢整理，對簡吉與農民組合多一層了解，再加上國家檔案局新解密的資料配合，我對簡吉有了全新的認識。尤其是溫柔敦厚的簡明仁先生，並不多說什麼，只是要訪問簡吉生前故舊的時候，帶上我去採訪，簡吉生前的行跡與模樣，變得立體而鮮活起來。
最震撼的莫過於在屏東採訪張博雅的婆婆周甜梅女士的時候，她已經九十六歲高齡，對簡吉的記憶片片斷斷，卻反覆的說著：「當年他從屏東鄉下的農民家裡回來，住在我們對面，明明累得要死了，卻還在拉著小提琴，我問他，你累得要死，為什麼不早點休息呀？他笑說：如果我不拉，才會死喔！」
簡吉，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內在精神，以及作為農民運動「職業革命家」的形象，在此時融合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生命。從這個理解出發，簡吉為什麼會因為看見貧困的孩子無法上學而流淚，因為同情農民而投身農民運動，那內心的精魂，就更為清晰了。
「帶著小提琴的農民革命家」，這不僅讓我重新看見真實的簡吉，更因此了解那一個年代的反抗運動背後，革命者的浪漫主義精神。例如呂赫若，一個學聲樂與鋼琴的小說家，被譽為「台灣的魯迅」的這個「台灣第一才子」，卻在228之後，投身地下反抗運動，彈鋼琴的手，變成打電報，在山上打游擊，最後因暗夜被毒蛇所咬，無法治療而逝世於悄無人知的荒山。
當我了解愈多，才發現這是台灣史上最欠缺的「左半部」，整個日據時期以降的左翼運動，因簡吉的生命和農民組合運動而串起來，成為一張稍具輪廓的網絡。寫到後來，我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補課」：把台灣史所欠缺的這一課給補起來。於是台灣史，包括了228的發生與結束後的反抗運動，所有反抗與流亡的軌跡與脈絡，都因此變得清晰而可以了解。我深深感謝簡吉，他貫穿台灣反抗運動的生命史，讓我好好的「補」上這一課學分。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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