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梅英•唐凌】
（2）約開商埠是近代列強打破中國閉關鎖國政策的產物。在世界經濟整體發展大潮的衝擊下，中國對西方國家貿易通商要求，仍然實行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來的「閉關鎖國」政策。從1757年起，只准廣州一口同外國商船貿易，而且此貿易完全控制在清朝官方手中，實行所謂的公行制度。外商對此頗多非難，要求發展自由貿易。1793年，英政府特派馬戛爾尼出使中國，要求通商貿易（在天津、寧波、舟山等處），乾隆皇帝聲稱：「天朝物產豐盛，無所不有」，指出：「天津等海口均未設有洋行……該處無通事，不能曉爾國語言，諸多未便，除廣東（州）澳門地方泊船貿易之處，皆不可行」。1816年，英又派阿美士德勛爵使華，以改善貿易狀況，同樣被拒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面對中國廣大的市場和原料產地，不甘心被拒之門外，於是強行開埠通商。 面對如此強大的攻勢，清朝統治者「本是以『排外政策』，作為保護其政權的方法，後來看到這一政策敵不過外國人的砲艦時，便漸漸地轉而用『媚外政策』，來做他保護政權的方法了」。（胡繩：《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如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妥協派代表耆英請求罷兵求和，道光皇帝稱：英國「如果真心求和於通商而外，別無妄求，朕亦何樂而不罷兵……」最終，同意罷兵通商。此後大半個世紀，儘管廣大民眾致力於挽救民族危亡的鬥爭，但江河日下的清政府依然採取對外妥協政策，被迫開埠通商，這使中國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的深淵。
（3）約開商埠是西方列強為抵制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重農抑商，而採取的一種貿易途徑。
重農抑商是中國封建政權的立國方針和傳統政策。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形成了以農耕為基礎的自給自足的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結構。這種經濟結構的堅韌性和頑固性，使明清以來有所發展的商品生產踟躕不前。重農抑商的傳統思想到鴉片戰爭前後，仍然影響著相當一部分封建官吏和千百萬普通民眾。如馮杜芬、曾國藩等有影響力的知識官僚，都過分地看重農業問題。如果說在封建社會的前期和中期，重農抑商意味著抑制商賈貿易，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產，雖有礙於自由貿易，仍不失為發展中的封建社會的正常之策的話，那麼，到了十九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西方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相繼展開，中國已被捲入這一洪流中去的時候，這一思想乃成為中國社會發展和與世界經濟交往的阻力。正是這一根植於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經濟政策，限制了西方列強與中國貿易的規模，使中國長期處於出超地位。為改變這種不利局面，開埠通商是為擴大對華貿易的一條直接途徑。
2. 自開商埠開放的背景
伴隨著殖民侵略的加深，約開商埠的增設，另外一種主動對外通商的途徑也出現在晚清之世。自開商埠的出台，除時勢因素外，與奏請開埠者的督促亦是分不開的。為便於對比，將主要因素歸結如下。同時，將一些觀點做進一步的發揮。∼未完，詳見下一期電子報∼
．中國近代約開商埠與自開商埠的差異性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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