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微型麥克風扣到我衣領上的時候，我感到坐上的是行刑的電椅……
SARS疫情過去的第二年夏天，我趁美國大學暑假又回到北京，一邊享受剛裝修完的新房，一邊四處活動，伺機尋找可以讓我有理由在北京滯留不歸的工作機會。眼看暑假即將過去，絕望之餘，不得不準備打包回美國，卻在一日黃昏突然接到朋友L的電話，說是某國家級電視台的節目部主任C先生備下晚宴，有意邀我商談接棒主持一檔每周一次半個小時的談話欄目。觥籌交錯間，這件事就八字有了一撇；席間，主任不斷勸我打消回美國的念頭，拍胸脯地說，全中國都能收看到的電視主播立馬就成為一代名嘴，隱性收入足夠抵我美國大學終身教職的薪水了。我連夜趕寫策畫案，洋洋萬餘言，憧憬著未來一年內的豐碩成果與在大陸文化界的巨大影響。等到幾天後，台長K女士親自會面拍板，我們承包的這個節目就此啟動了。節目的名稱是《藝術爭鳴》，形式上打算部分地借鑒在大陸頗為走紅的一檔叫做《鏘鏘三人行》的香港鳳凰台的欄目，由我擔任主持兼策畫，每次節目另邀請兩位嘉賓，暢談和評點當下熱點文化現象，而新意則在於以具有攻擊和反擊性的論爭為目標。我邀請了朋友Z作為常任嘉賓，因為我們二人「爭鳴」的頻率出奇的高，我常常把他激發得青筋暴出，怒不可遏。我還找到已經成為名導演的長髮小W，負責攝像，他一定會把我塑造得貌比潘安的。
第一次拍攝把我徹底雷倒了。踏進錄影棚，但見一張單薄得彷彿搖搖欲墜的黑黝黝長桌（準確地說是道具桌），周邊卻放置著三張明清骨董般異常結實的紅木太師椅，椅面幾乎升到了桌面的高度。往太師椅上一坐，雙腳懸空，如坐鞦韆。更令人心寒的是，一雙手臂不知往哪裡擱，因為太師椅的扶手頗為高遠，使我頓生轉世投胎為長臂猿的強烈渴望——而假如把雙臂撐在桌子上，又有把桌子壓垮的嚴重憂慮。那麼，看來我就只能撐在自己的大腿上了，這樣大概也頗具「爭鳴」的戰鬥豪情。這一套風格腐朽的家具後方的布景，是更為腐朽的雕花門窗，我幾乎疑心步入了某清末滬上的鴉片菸館。我幾近崩潰，向製片人哀求換一套新的布景和家具。答覆是否定的。不僅沒有足夠的經費購置新的家具，也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替換現有的這些。W導播曾勒令我買了一大堆色彩豔麗的時髦T恤衫，難道我必須換上灰布長衫，捧一壺清茶，坐在這裡之乎者也嗎？
第一期的主題是要痛罵張藝謀的電影《十面埋伏》。這我很在行。雖然我在從美國到（後來）台灣的各類電影課上說過無數張藝謀《活著》、《秋菊打官司》等影片的好話，但我迄今發表的評論張藝謀的文章，從《紅高粱》到《英雄》到日後的奧運開幕大典，無不屬於找茬類型的。於是我像一隻好鬥的公雞一樣竄上了主播台，卻在屁股坐穩到太師椅的那一瞬間變成一隻洩了氣的小鳥。在那張寬廣而僵硬的太師椅上，我顯得多麼的渺小。當微型麥克風扣到我衣領上的時候，我感到坐上的是行刑的電椅。我強作鎮靜，但原本鬱積的對《十面埋伏》的憤怒已經轉化成對錄影棚環境的更深的怨懟。
已經記不清第一次錄影時究竟胡謅了些什麼，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表情和動作極不自然，說話極不順暢；而我那朋友Z一遭遇刺眼的燈光就患上了失語症，平時的火爆脾性不治而癒。我為了擺出不太彆扭的坐姿，不得不略略側身靠向一邊，並把原先如兩行淚水般垂下的雙腿調整為二郎腿。這樣，在一路狂扁《十面埋伏》的過程中，我終於忘乎所以，口若懸河，將對錄影棚的悲憤化作了嘲諷張藝謀爛片的巨大力量。
等到剪輯開始的時候，才發現被我推舉為製片的L對電視台的嚴苛審查深感恐懼，進行了嚴苛程度不遑多讓的自我審查和刪節。但由於毫無經驗，居然下令剪輯師仔細聆聽每一秒裡的音節，切掉每一個語氣詞，甚至每一個停頓的空隙。這使得最後播出的版本裡，我的說話接近於電腦語音合成器的產品：沒有表達情感的語氣詞，甚至沒有呼吸！這個乾凈到了令人髮指程度的版本，在審查時仍然遭遇到指摘。據說C主任緊鎖眉頭咕噥道：這個楊小濱怎麼可以蹺著二郎腿？另外，朋友Z由於經常在海外發表疑似漢奸的「反動」文章，在出場時只好去掉了姓氏，連名字還用了諧音，弄得他灰頭土臉，牢騷滿腹。
我們的節目遭遇到相當大的阻力，不滿的方面，包括嫌我們趣味過於低俗，忽略了高雅藝術。不過，由於本欄目的改革是在台長主執的方針下進行的，我們才仍然得以持續下去，在此後的幾個月裡，策畫了「酒吧文化」、「網路文學」、「刀郎現象」，甚至「廁所文化」等選題；當然，為了躲避廣播電視總局裡官僚們的閑言碎語，我們也臧否「畫廊文化」、「國產卡通片」，甚至接受指定的任務，在教師節的時候論爭「影視中的教師形象」。但更不容忽視的卻是與商業效果密切相關的收視率。不低俗怎麼可能吸引眼球呢？於是，在有關網路文學的那一集裡，找來了網路美女作家二枚，三人一同犧牲色相，竭盡蔡康永、小S式的風騷淫笑之能事；在談卡通片的那一集裡，我臨時扮演起卡通片中的人物，擠出楊丞琳式的幼齒童聲。當然，作為八十年代最先在大陸引進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理論的我，並沒有忘記夾帶文化批判的私貨，但這個部分大概是最沒有人注意到的。而沒有意識到的卻是，自己不就應當是批判的對象嗎？
無論如何，沒有任何跡象能夠讓我感到這是一個永久性的、具有輝煌發展前途的電視欄目可以讓我安身立命。我還是決定不放棄美國的教職，於是在開學前趕回密西西比。在官方控制與商業壓力雙重夾擊下的中國大陸官方媒體，能夠容忍某些文化異類的聲音，已經十分不易。並且，在適應了我的二郎腿之後，C主任在電視台的各欄目組大會上還將我們的欄目用以作為改革的典範，建議其他的節目主播們要看一看《藝術爭鳴》這檔欄目的新氣象。在我返回美國的半年內，台長啟動了一筆特別基金，供我每個月從孟菲斯飛回北京，錄製下一個月的四五期節目。通常在北京的一兩天內還沒有轉過時差來又立馬打道回美了。
不過，事實也證明了，蜜月期絕不是永久的。體制的荒謬陰影日漸濃重。在談刀郎的那一期裡，我們提到了大陸地下搖滾樂的鼻祖崔健。這一段在審查時被無情地剪掉了，電視台高層嚴正告誡我們，不可提及地下樂壇的靈魂人物崔健。同樣，在談論前衛藝術和畫廊的那幾期裡，提及過去圓明園畫家村的段落也遭到刪除，因為圓明園畫家村是被當局取締的。不過，荒誕的是，幾個星期之後，又有一道新的諭旨頒布下來，崔健獲得了從黑名單中解放出來的遲到的公正，原因是中央電視台此前剛剛播出了一期有關崔健的訪談，因而證明崔健已經榮幸地被收編到主流文化的隊伍中了。
諸如此類的事件發生了多次之後，我已經無法控制播出的內容了。我甚至懷疑最後播出的和我原先說出的之間早就相差十萬八千里了。我身處美國，也根本看不到播出的節目。最初，每一期的母帶都可以借出來燒錄光盤分發給我和嘉賓，直到有一天，突然說是從此再也不能外借了。原因是發現有一盤外借後歸還到庫房的母帶，中間的一部分內容插入了法輪功的宣傳。如果不慎在重播時將此段播出，包括台長在內的一大批人的烏紗帽肯定不保。又一次的絕望油然而生。在寒假到來的時候，我便駕長車踏破美利堅大好山河去了，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絡。等我一個多月後回到住所，電話留言裡滿是催我回北京的信息；最後一通，是說既然找不到我，就只好臨時找了替身，一位詩人朋友，也就是我推薦的另一位常任嘉賓。此後，我們雙方都沒有提出我重回主播台的願望。這樣，我的名嘴生涯頗為不經意地開始，又頗為不經意地畫上了句點。只留下我的一組詩《後絕句八首：主持人札記》，作為對那一段經歷的悼詞。不過，直到今天，還常常會有多年未見的朋友碰面時提起：好些年前在電視裡看到你侃侃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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