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計生】
馬克思指出當生產關係是對抗性的時候，就有可能從一種社會形態過渡到另一種社會形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Marx, 1973）而下層建築的經濟結構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事實上會導致上層意識形態與中間軸的階級的變化。以二十世紀中葉的亞洲形勢而言，是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盛行的時代，表面上日本殖民母國在台灣大肆進行基礎交通、科技醫療與城市的規劃，好像是生產力的提升改善了台灣人的生活，但事實上，其目的是通過對台灣的選擇性經濟建設進行殖民剝削與支撐其跨大帝國版圖的「南進基地」，並在受教育、日常生活與待遇上區分內地人（日本人）與本島人（台灣人），使得台灣人倍感階級歧視，因此，日據時期台灣抗日運動層出不窮，從社會主義思潮而言，是追尋主體的表現。這種開國忠烈的「國」，表面上是「無祖國」，卻也說明社會主義的「全人類的解放繫於每一個人獲得解放」的馬克思共產國際理想。意識形態既是「不同階級的利益的政治意識的反映」（Lenin, 1902）握有權力的國家統治階級就能夠支配或污染被壓迫階級的心理意識，通常是透過傳播媒體或可動員的組織力量去貫輸合乎統治階級利益的「偽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給被壓迫階級。如果這裡的忠烈祠英靈所相信的整個社會形態變動的終點──無階級的共產社會──是真實的世界的話，那麼對急於起來反抗的被壓迫階級而言，所有那些意識形態傳聲筒所傳播的意識皆是錯誤的（false）。偽意識在此乃可以被稱為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逆轉」（ideological inversion），1926年成立的左翼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和1928年上海、廈門台灣學生的「反帝大同盟」的忠烈英靈，即是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而理解因為被壓迫者所處的現實本身即是一個虛假的、逆轉的現實；它的來源即是當時掌握權力統治台灣與中國淪陷區上海、廈門等地的日本帝國的意識形態。 對於十九世紀這樣的社會主義思潮，值得繼續一提的是，這類開國忠烈的「國」為何能夠不針對特定的祖國，而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呢？如1928年反帝大同盟，流亡上海的台灣左翼知識分子所提議由東方各弱小民族組成「東方被壓迫民族反帝同盟」，其思潮根源來自於馬克思的「類存在」（gattungswesen）觀念。因為，對馬克思而言，類存在指是人類有異於動物，是一種社會存有（social-being），即人類向來就擁有些共同的基本特質，那包括以知識、意志及情感來做互動的存在（interactive being）（Walliman, 1981）。換句話說，人之所以是以集體的「類」（species）的姿態出現，是因為能夠在集體的場合中與他人互動，沒有互動，就不能把自己所屬的「類」視為實在的客體。而正因為人類比動物擁有些更特殊的能力（faculities），他能被稱為類存在；如果一個社會形態，其社會制度會使人類的能力（如意志、生產所需、互動、情感）無法表達出來，則我們可以說，雖然有一個人「他隸屬於類（存在）的一員，但他卻不能如他所需要的去生產，且不能以他所要的生產的方式和別人互動。在此情況下，他是從他的類存在被異化了（he is estranged from his species-being）」（Walliman, 1981）。∼未完，詳見《歷史月刊256期》∼
．開國忠烈的文化資產：十九世紀以來影響世界的重要思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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